“出国两个月，没想到新常态这个概念已经被炒得如此火热，甚至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各行各业都在用这个词。”刚刚回到国内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开玩笑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张军是一个十足的“乐观派”，他对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都表示深深赞同。

 

 

    乐观认识“新常态”：经济重回8%高速增长有可能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新常态”一词曾经是经济悲观主义的用词，而今天反复被官方提及，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你怎么看到中国经济新常态？

 

 

    张军：我们在讨论“新常态”的时候，其实本质是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多人承认了新常态，就悲观地认为中国经济也许就会保持在如此的速度，或者更低，而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重回8%的增长率。到底哪个是新常态，我认为不重要。

 

 

    因为，与实际的增长速度多受短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不同，一个经济的未来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今天预判比如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快的问题，需要考虑供给方面的那些重要因素可能发生变化的方向与程度。

 

 

    就潜在增长率而言，没有经济学家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8%还是6%的问题。但是，如果可以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更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有所把握，也许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

 

 

    那么，中国未来10年能否延续过去20年的增长趋势呢？

 

 

    张军：这当然要考虑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但更重要的是要预判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前景。以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说，未来10-20年，资本的增长是会缓慢减速的，这也符合收敛假说。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劳动力的增长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这符合中国的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劳动力未来10-20年的增长会接近于0和为负。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TFP的增长趋势。

 

 

    在当前经济因为外部冲击而出现减速的关键时刻，启动新一轮结构改革并顺势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将是未来10年TFP得以维持年均3%的增长趋势的重要机会。而如果那样的话，未来1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在大约7%-8%范围内就可以期待了，而且完全有可能重回8%以上的增长。

 

 

    长三角模式之变

 

 

    具体到长三角地区在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这种增速下降的现象，在您看来，长三角的发展经验对于中国整体的经济走势有什么借鉴意义？

 

 

    张军：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观，不管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来说，还是对现在的中国都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长三角的表现，乃至整个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走势都印证了邓小平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主要还是发生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快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不妨说，沿海地区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但是为什么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见起色，之后快速发展呢？

 

 

    张军：广东、上海和长三角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这跟邓小平先生关于部分地区先行一步的思路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战略上必须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平衡思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把更多的资源推向内地。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利用沿海的地理优势（所谓的比较优势）迅速地把中国经济能够纳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

 

 

    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的。

 

 

    那我们又该怎么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为什么这么多，而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

 

 

    张军：因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内地，也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全球危机影响的程度并不大。

 

 

    在过去20年，这一地区的投资和制造业贸易活动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为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立下汗马功劳。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扩张和制造业扩张其实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跟内地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外部的震荡和冲击首当其冲影响的是沿海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对于未来，我相信，在未来的5～10年里面，中西部地区在我们的GDP增长里面的份额和贡献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支撑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

 

 

    那怎么确保我们的增长引擎在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当中实现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

 

 

    张军：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现在沿海地区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产业的升级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未来10年，沿海地区的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再可能。

 

 

    可以预料，从现在到将来的10年，发达的沿海地区随着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劳动收入在GDP中占的份额会越来越高，这样才能支撑新的产业的形态。

 

 

    东部和中西部完全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出现了所谓重庆的模式，广东的模式，浙江的模式，上海的模式。而上海提出“创新驱动”等口号，其实反映的都是地方政府在寻找跟自己的发展阶段更匹配的产业形态的努力。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地方大胆试验、自主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